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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本底法，即了解一个地区的区域概况以及分析该地区地理环境的总体规律。在分析环境背景的基础上，搞清区域内正常的组合关系、空间分布规律和正常背景值，也就是搞清环境本底。由此寻找异常，并追根求源，找出异常原因，通过成因机制分析，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与异常有关的环境特征。这在遥感生物地球化学找矿中应用较多。

例如过量的金属元素对植物的毒害和抑制作用，会引起植物体内化学成分的相应变化，并在植物的形态和色泽上有所反映，出现明显的植物异常。当元素富集的量超过植物所能适应的范围时，就会引起植物生态的变异，呈现出植物组合、植物密度、植物长势等明显异常，可能使一些植物种属消失，而出现另一些特有的种属。中非著名的 “铜花”( Ocimum homblei) 是一种灵敏的有显著选择性的铜指示植物，根据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追寻铜矿的踪迹; 杜松 ( Juniper) 是钠的指示植物; 波希米亚的七瓣莲 ( Trientalis euro-paea) 为锡的指示植物等。典型的指示植物以草本植物为多，它们能浓集某些元素，而且富集系数高，形态、色彩特别，“花”特异，可通过彩色红外像片加以识别。遥感图像可以获得这种异常发生的时间、范围、强度等有用信息，利用植物光谱特征的变化，可以作出植物异常图。再结合地面调查、采样分析、钻探证实，不仅可以寻找到矿源和新矿化带，而且可以研究植物分布与地下矿化带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找矿服务。

如何应对生态系统退化

解读一突出抓好关键环节　全方位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

　我国雨热同季的气候条件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分布不相匹配，水旱灾害频发等影响了农业发展，这些特定条件也决定了灌溉、排水在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和环境保护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农田水利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农田水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全过程进行了规范，全方位建立健全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制度体系。《条例》的出台，为加快农田水利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对促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完善规划统筹机制为重点，统一工程建设标准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涉及水利、国土、农业、发改、财政、扶贫、烟草、糖业等多个部门和行业，各部门和行业在工程建设水平和质量上标准不一。为确保各部门按照统一规划和标准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要以《条例》为依据，强化县级政府在规划中的主导作用，把经批准的农田水利规划作为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的依据，建立健全规划统筹机制，统一工程建设标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为工程运行管理创造良好基础条件。

　二、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分类完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机制

　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点多、面广、种类繁多，到底，全国建成各类水库9.8万座、大中型灌区7700多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2000多万处，管理体制和机制差异较大，应分类完善。对于国有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工程所有权人职责，稳定经费来源渠道、足额落实“两费”。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要逐步明晰所有权、落实管护权、保障收益权，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管理体制，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确保工程有人用、有人管、有钱管、长受益。

　三、以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重点，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我国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60%以上，有的地方用水效率不高，节水潜力较大。要把农业节水作为国家战略，农田灌溉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以县级行政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基础，按照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逐步把控制指标细化分解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用水主体，落实到具体水源，明确水权，严格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形成提高效率的倒逼机制。

　四、以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供水价格仅为供水成本的35%左右，水费收取率只有80%左右，严重影响工程正常运行和效益发挥。农田灌溉用水应当合理确定水价，实行有偿使用、计量收费。综合考虑农田水利工程供水成本、水资源稀缺程度以及用户承受能力等，合理制定各环节水价并适时调整。探索实行分类水价与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五、以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提高基层水利服务能力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是为农村水利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组织和机构，主要由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准公益性专业化服务队伍构成。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明确基层水利服务体系职能地位，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保障机制，大力促进其建设和发展。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公益性业务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田灌溉和排水、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等公益性工作;支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营和运行维护，并保障其合法权益。

　解读二我国农田水利工作的基本原则及其体现

　《农田水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农田水利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工作，并有助于建立健全农田水利基本制度和长效机制，从而为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条例》明确了农田水利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发展农田水利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节水高效、建管并重。这五条基本原则是《条例》的灵魂，也是农田水利工作宗旨的具体体现，对整个农田水利治理体系的建构具有指导和纲领性的作用。

　政府主导是农田水利工作有序开展的基石。农田水利具有基础性、公益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强化主导意识，健全农田水利工作机制，完善组织管理体制，加大农田水利管理与改革力度，并负责组织和引导社会各方主体积极参与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护，从而实现农田水利治理方式的创新。《条例》中的政府主导原则，一是体现在明确了各级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和地位;二是体现在规定了相关部门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工作职责。

　科学规划是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条例》专章规定了农田水利规划制度，目的是在农田水利工作中形成科学、长效的规划约束机制。科学规划原则强调农田水利规划的科学性，主要通过四个方面实现：一是规划编制需要利用科学的方法，认真细致地做好调查工作，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农业生产需求、灌溉排水发展需求、环境保护等多种因素;二是强调编制规划应当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等各方面的意见，体现了较强的公众参与性;三是不能为规划而规划，规划应当为农业生产服务，这就要求定时对规划进行评估，防止规划成为阻碍农田水利发展的绊脚石;四是应当注重农田水利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以免出现脱节或者冲突的情形。

　因地制宜是农田水利工作开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水情都存在较大差别。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需求，构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维护的差异化模式。在《条例》中，因地制宜原则具有非常多的体现。在规划环节，《条例》强调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编制农田水利规划。在工程建设环节，《条例》要求各地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组织制定农田水利标准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验收办法。在工程运行维护环节，《条例》针对农田水利的不同需求和可能类型，综合考量投资与受益之间的关系，明确规定了运行维护主体和维护责任。在灌溉排水管理环节，《条例》对粮食主产区和严重缺水、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以及地下水超采地区的水资源管制作出了规定。

　节水高效是新时期农田水利工作的根本指针。我国水资源严重紧缺，农业用水矛盾日渐凸显。为实现节水高效的目的，《条例》一方面规定了农田灌溉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并鼓励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以及先进的农机、农艺和生物技术等，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另一方面，《条例》强调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护要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明确指出水资源短缺地区要限制发展高耗水作物，地下水超采区要禁止农田灌溉新增取用地下水。

　建管并重是农田水利工作的重要抓手。“重建设、轻管理”是困扰我国农田水利发展的一个大问题。通过建立健全管理体制，确定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主体，并明确各个主体的维护责任，以及未依法履行维护责任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真正实现建管并重。《条例》精心设计了农田水利的管护体制，一是明确了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维护主体和维护责任;二是建立了运行维护经费合理负担机制;三是允许社会力量通过提供灌溉服务、收取供水水费等方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活动;四是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为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经营农田水利工程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五是规定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应当予以补偿。

　解读三《农田水利条例》为农田水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与扶持

　《农田水利条例》第六章“保障与扶持”共六条(第三十五——四十条)，明确了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的保障措施和扶持政策，分别规定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渠道、政府引导与支持、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新技术推广与培训、表彰等方面的内容。

　一、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加大多元投入

　一是突出政府投入的主导地位。实行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首先是强调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的职责，这是由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和农田水利的公益性质决定的。因此，一方面各级财政要设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加大预算安排力度，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有关支农涉水项目资金的整合，按照农田水利规划统筹安排，形成整体效应。

　二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坚持政府和社会两手发力，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社会力量对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有现实需求，因此，各级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包括农民投劳、种粮大户投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入、利用银行贷款投入等，以保障农田水利建设有足够的投入，解决欠账多和投入不足的问题。

　二、以政策支持为引导，调动社会参与

　一是建立奖励补助政策。各县级人民政府要制定完善农田水利建设补助政策，明确工程建设实施计划、补助对象、补助范围、补助标准以及补助资金安排、使用拨付程序等，并加大公开公示力度，提高社会参与面。鼓励各地按照先干后补、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和竞争奖补的原则，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此外，要制定奖励办法，对农田水利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二是健全水利经营政策。各级政府要为社会力量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活动提供政策保障，包括进一步健全合理的供水水价形成机制、制定提供灌溉服务的水费收取机制、进一步明确农田灌溉排水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等，保障其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经营活动的合理经营收益。

　三是探索金融支持政策。农田水利投入的效益主要是通过保障农业丰收、稳产增产来实现的，社会效益巨大，但投资者的直接回报低、周期长，融资存在很多障碍。因此，在国家层面引导金融机构推出符合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地方各级政府也要相应制定对接政策，包括农田水利工程资产评估、产权抵押、交易平台、担保机制等系列办法、制度，切实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田水利信贷支持力度。

　三、以基层水利组织为载体，强化管理服务

　一是健全基层水利公共服务机构。县级人民政府要加强乡镇水利站等基层水利公益性服务站点建设，明确赋予其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科技推广等公益性职能，做到机构健全、编制合理、人员到位;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技术装备配置齐全;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运行高效。

　二是建立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培育、扶持专业化实体、用水户协会、合作社等水利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加大公共财政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并建立目标考核与奖补激励机制，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田灌溉和排水、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等公益性工作。

　三是加强水利专业技术指导和培训。鉴于农田水利工程的专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技术要求不断提高，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农田水利新技术推广目录和培训计划，重点围绕节水灌溉、生态治理等新技术，省对市、县，市、县对乡镇，县、乡镇对农民，分级开展对基层水利服务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为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经营农田水利工程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保证工程质量、安全和正常运行。

　解读四加强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　确保农田水利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农田水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滞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农田水利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为农田水利事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必将对农田水利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目前，全国农田灌溉有效面积9.68亿亩，这些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农田水利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是，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历史欠账多、薄弱环节多、积累矛盾多，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中央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加快大中型灌区、大中型灌排泵站、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条例》在第三章工程建设规定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由谁负责组织实施、谁对工程质量安全负责、竣工验收和信息系统建设等。一是明确了县级人民政府是组织制定和实施年度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计划的主体。二是县级按照农田水利规划整合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安排的与农田水利有关的项目，集中连片、整体推进、形成合力。整合包括水利、农业、农业综合开发、国土整治、扶贫开发和以工代赈等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解决了多年来多部门安排项目又难以整合的问题。三是规定了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工程质量安全，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责任更加明确。四是分类规定了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大中型工程按照国家水利建设工程验收规程组织验收，小型工程验收办法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这从根本解决了过去中央、省、市、县多头验收和部门之间竣工验收办法不统一的问题，并明确规定要邀请受益者参加验收，使验收工作更加透明公正。五是规定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农田水利信息系统建设。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收集与发布农田水利规划、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等信息，提高管理能力。

　二、加强工程运行维护管理　保障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农田水利工程量大面广，工程运行维护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农田水利工程是“三分建，七分管”，管得好才能长受益。《条例》在第四章工程运行维护就有效动员组织各种资源，通过一定的投入保障，使工程得到良好的维护，保障良性运行作出了规定。首先，明确了不同类型工程运行维护的主体。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由政府确定的单位负责运行维护，也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进社会力量参与运行维护。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不管是政府投资或财政补助建成的工程都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等受益者使用和管理，由受益者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个人负责运行维护。这一规定更加符合农村实际，更便于工程运行维护管理。二是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工程运行维护经费合理负担机制，这是一个重大突破。目前，大中型灌区维修养护定额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已经颁布，就缺一个经费合理分担机制。受益者要负担一部分，考虑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按照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征收的水费可用于工程运行维护;政府财政要负担一部分,落实大中型灌区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补助经费等。经费合理负担机制一旦建立，工程运行维护就有了保障。三是规定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所有权人对工程运行维护的监督责任。受益者发现问题有权向监督主体报告，监督主体接到报告后必须督促负责运行维护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处理，解决工程损坏没人管、没人修的问题。四是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规定。解决城市和工业发展无序、无偿占用农业水源和工程设施的问题，更有利于保护农田水利工程和农民的合法用水权利。

　从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的单位和个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依法履行《条例》赋予的职责，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维护管理工作更科学、更规范，促进农田水利事业再上新台阶。

　解读五发挥规划引领与协调作用　推动农田水利健康发展

　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与区域水土资源配置与利用、农村和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紧密相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面广量大，工程形式多样，涉及千家万户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多渠道、多元化的建设方式与管理模式，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农田水利规划。农田水利规划是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基础，是指导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农田水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强调科学编制规划，发挥农田水利规划的指导引领作用和规划的统筹协调作用，对促进农田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发挥巨大作用。

　一、《条例》明确了规划的法律地位

　提高农田水利规划的权威性和法律地位是保障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水利部门牵头编制了一系列农田水利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全国96%有农田水利建设任务的县编制完成了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这些规划在协调上下游、左右岸、现在和未来、需求和可能等关系，整合支农涉水项目，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农田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一些地方存在无序建设、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存在该建未建、工程缺位的现象，影响了农田水利整体协调推进和预定目标的实现。《条例》的出台确立了农田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条例》规定，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编制农田水利规划;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必须以经批准的农田水利规划为依据;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田水利规划组织制定年度实施计划。《条例》相关条款环环相扣，将规划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在农田水利规划修改方面，《条例》规定，农田水利规划一经审批，不能随意修改，对确需修改的，要严格按照原审批程序报送审批，防止了规划的随意性，提高了规划的严肃性。

　二、《条例》强调了规划的科学性

　科学编制规划是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和统筹协调作用的前提条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农田水利发展涉及区域基础资源环境本底状况、水土资源合理配置、农村和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既关系到区域水资源配置格局，也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制定农田水利规划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科学做好调查、规划编制和规划评估各阶段工作。在规划编制前要做好调查工作，准确掌握规划区自然地理、水土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全面掌握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为规划编制打好坚实基础。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可能、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农业生产需求与资源环境约束、灌溉排水发展需求与条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农田水利的发展思路、总体任务、区域布局、建设规模、管理方案以及生态环境影响等。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根据规划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开展规划评估工作，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进一步完善规划，保证规划有效实施。为此《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农田水利调查，调查结果是编制农田水利规划的依据;要求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对农田水利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三、《条例》强调了规划的统筹协调作用

　加快农田水利发展需要政府、受益群众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努力，需要横向和纵向配合与协调。从横向看，我国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部门较多，各部门从不同角度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共同推动农田水利发展;从纵向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大家团结治水，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解决事关全局的突出问题，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存在多头管理、不同层级任务责任不明、统筹协调不够、资金使用效率低、工程重复建设、区域性突出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农田水利规划为统筹，整合利用好各类涉水项目和资金，以确保农田水利建设严格按规划实施、协调推进。因此，《条例》明确建立规划统筹协调机制，规定编制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等规划涉及农田水利的，要与农田水利规划相衔接，并征求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编制农田水利规划时，要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保证了各规划间的协调一致。下级农田水利规划要根据上级农田水利规划编制，并向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等等。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总结多年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条例》明确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施农田水利规划。

　四、《条例》强调了规划的社会参与性

　我国农田水利工程数量庞大涉及面广，且渠道多元，工程形式多样，建设方式与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加快农田水利发展需要既要强调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也要注重发挥受益群众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农村和农业经营体系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经营主体的变化，为了使得农田水利规划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认真听取农民群众、农村基层组织、经营主体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因此，《条例》明确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农田水利规划应当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等方面的意见，既提高了规划制定的透明度，也提高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着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毛泽东(1956)在着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着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19692个。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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